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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985年12 月在美国历史协会百年纪念会上的讲演），反映出我的兴趣所在，即美国人对中国的各种不同看法是如何形成起来的。本书共分五部分，每一部分均以一历史事件开始，有些章节甚至先从当今惯用的按语开头；书中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出版。 导言 美国人看中国历史的变迁 　　了解我们自身已相当不易，要理解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和我们相距遥远的中国人就更加困难。但我们仍需设法去了解，也许，这种了解已有所进展。 　　以人权这一新的美国宗教为例，它与文化有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联系。在中国，人权不会成为主要教义，除非它成为和美国一样的法治社会，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简言之，这是因为权利和责任分别是基督教和孔教的遗产，结果产生了个人奋斗和集体合作的强烈对照，这一矛盾是3000年历史的遗产，不会轻易被消除。 　　例如，在考虑犯罪动机时，美国法律就表现出对个人主观意愿的重视。故意杀人是谋杀，但意外或没有预谋致死被指控为杀人时，会受到另一种处罚。而在中国古代却远非如此，没有犯罪动机，并不能帮助犯人减轻罪责。举个典型的例子。1821年，一名叫泰拉洛瓦的美国水手从船上丢下一只坛子，砸中一个舢板上的女人，使她落水而死。为能在广州继续做生意，美国商人把这名水手交给了中国司法部门。按照中国法律，他很快就被绞死了。这一事例导致治外法权制度的产生，这在1844年的第一个中美条约中得到充分阐述。从这以后直到1943年这一不平等条约被废除的100年间，治外法权（或美国领事馆官员对美国人在中国的人身、财产拥有裁判权）一直是各种条约的中心内容。它不但使在中国的美国人享有特权，而且也避免了许多敌意。 　　简言之，在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中国所享有的治外法权，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权的具体表现。现在与过去是紧密相连的。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两个主要特点，即美国想在中国取得巨大贸易利益的期望至今仍未实现；传教士们想把自己的文化精华传给中国人这一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未实现。基督教传教士做了许多重要有益的工作，却很少有皈依的教徒。在中美关系中，我们一直想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则以自身的价值观来回应。为便于我们应对正迅速到来的、充满未知数的美中关系，我们应注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和发展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 　　这种印象当然非常不可靠，它首先是由那些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权威创造的，其次是由那些旅行家、传教士、记者、领事、商人、学生和旅游者，将其所见所闻转述给他们的听众而形成的。由此对中国产生的印象至多不过像一只万花筒，呈现出纷繁杂乱的景象，而且变幻无常。人们常根据课本、回忆录、小说、电影、广播电视和评论来积累、编织中国形象。在这纷繁的景象之中，每一代美国人似乎都能得出一个为人广为接受的观点，至少是在那些有头脑的市民中。把这些观点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也许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有200年的历史，在这200年中，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是从零开始的。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即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观点。到18 世纪90年代，英国、荷兰已在北京建立了使馆，这时，弱小的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受着启蒙运动时期的影响，尽管中国为1773年成立的波士顿茶会提供了茶叶：杰西斯显示了早期传教士在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关系方面的才能，他写的题为《有益而有趣的书信》的报道广为流传。杰西斯用孔教经典中比比皆是的理想化的词句描绘了中国。为杰西斯提供情况的中国人满脑子充塞着这些美好的词句，他们都是由传统的科举体制的思想工厂中造就出来的。皇帝具有超人的智慧和仁慈（除他在你有错误想法时责罚你之外），他的子民富裕、安乐，生活水准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启蒙运动思想家们想用杰西斯对中国理想的报道来说明，没有天启教① 的教训，你依然可以相当文明。当然，启蒙运动时期人们对中国的印象是抽象、神秘和不真实的。 ① 被认为系直接由上帝启示于人类的宗教——译注 　　19 世纪初，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接触更为直接，从这时起，西方人的幻想开始破灭。18世纪，欧洲人都把夜壶倒进沟里，而中国则有收集、输送粪便做肥料的习惯；但当自来水及洗手间在欧洲盛行时，中国落后了。西方人因与中国贸易而直接闻到了广州街头的粪臭。中国很快“衰落”了，缺少蒸汽机、大炮及其他的文明成果。先不说司法改革、警察、医院这些西方近代的产物，仅就中国至今仍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已处于领先地位。 　　因此，18 世纪梦幻般的中国被无情地蒙上了肮脏、落后的阴影，当新教的复兴精神使美国传教士前往非信教地区时，他们宣称，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是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要素。中国的学者、官员认为他们自己更明事理，但却无从证明这一点。船坚炮利是一决定性的事实，而且，极具道德原则的传教士也会无孔不入。 　　19 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在与中国接触后感到失望。当时，一名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副标题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这种综合研究被称为汉学。《中国》一书综述了两件事：一是英美传教士先驱有关中国沿海地区状况的研究，这主要来自1832年之后传教士在澳门、广州出版的刊物《中国宝库》；二是在书中，威廉姆斯描述了中国在进人现代社会之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和他的读者深信，中国人不但需要蒸汽机和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还需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教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督教典型的扩张模式：“我们有之，他们缺之，我们把他们所缺乏的给予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效仿我们，就会追求我们的理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美国人仍在设法使中国人不光接受我们的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接受我们注重人权的个人主义。显然，我们虽有了进步，但仍未摆脱威廉姆斯在《中国》一书中表达的价值观及其包含的对中国的态度。简言之，在美国人看来，就文化价值观而言，中国的历史有极大的继承性。 　　继1848年威廉姆斯的中国论著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1934年出版的肯尼斯·斯科特·拉托瑞特的《中国人：历史及文化》。这类论著很多，不胜枚举。在拉托瑞特时代，对中国古典文化及历史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中国古代荣耀与现代衰落的对比非常强烈，这种现象今天仍然存在。值得庆幸的是，是英国人而不是我们使用炮舰巩固了我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没有让我们介入他们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的贸易。历史的记录使我们感到，我们还是非常仁慈的。我们觉得，我们与中国有一种温和的“特殊关系”，但我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策略是与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发展一种特殊的关系。 　　19 世纪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破灭了，这在另一本广为流传的名为《中国人的特点》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说明。作者阿瑟·史密斯牧师在山东农村居住了很多年，他试图自下而上使中国基督教化，他还仔细观察了中国农村的习俗。《中国人的特点》是作者于19 世纪80年代写的一组论文，1894年出版，它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眼光对中国人的生活做了出色的描写。此书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它列举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社会差异，成为以后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史密斯着重论述了“贫困”和“社会和谐”的社会差异。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 世纪初。这时，对中华帝国的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西方人通过一系列战争，使其在不平等条约下获得的特权进一步扩大。到20 世纪，保障这些特权的法律如迷宫般错综复杂。H·B·莫斯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于1910年出版，第二、三卷于1918年出版，他重新阐述了这些特权的由来。莫斯作为中国政府的海关专员，在中国工作了33年，对中国官员的生活有广泛的了解。他概述了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的经过，为不平等条约（止于1943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美国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从已确立的模式中形成自己的看法，近代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先以1900年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为例，这一事件造成了19 世纪最为严重的人质危机。在那个炎热、漫长的夏季，狂热的义和团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围攻了外国使馆区内475名外国平民、450 名来自八个国家的军人、大约3000名中国基督徒和150 匹赛马（不久，这些马就被吃掉了）。由于欧洲国家相互联合，能容忍彼此的帝国主义行为，所以，各军事大国间不存在火并的危险。俄国人夺取了满洲，日本人并没有干预俄国人的行动，直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才把俄国人赶出满洲。从此，日本人和白人一起登上了国际舞台。当八个主要国家的军队解救了驻北京的外国使团之后，义和团退到了乡村，而清政府仍被保留，以维持中国的和平，这样有利于外国贸易。1900年的中国，在美国人的印象中是肮脏、野蛮的，同尚未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文明相比，相差甚远。 　　然而，令人感到荒谬的是，正是l900年的危机导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这一政策不仅要使美国在“利益均沾”的基础上进人中国，而且还使中国有机会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是野蛮、落后交织着民族主义向现代化的奋进。在义和团危机过后10年的1911年，中国成立了共和国，美国人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认为中国将和我们人样成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我们对中国的军阀混战感到痛惜，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扶植起12 所基督教学院。我们非常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侵略。当1915年日本人试图通过“二十一条”巩固其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超过其他西方帝国时，美国舆论站到了中国一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把山东从德国手中重新夺了过去。我们拒绝承认这一条约。从这以后到1949年的30年间，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支持中华民国反对日本的侵略。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的左右摇摆，继续左右着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1928—1937年）时，中国国内外的外国人都抱有很高的希望，认为它将解决面临的一些紧迫问题。不幸的是，国民党上台后，反对盟友中国共产党，杀戮那些在城市被抓的共产党人，并把像毛泽东这样的幸存者赶到了荒郊野岭。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最终走向军事化，从而压制了社会革命。 　　然而，生活在农民中间的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力。当赛珍珠的畅销书《沃土》（1931年版）使美国公众了解到中国的农民时，毛正和他的战友们酝酿如何发动农民为政治斗争服务。堪萨斯城的年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版）一书中，记录了毛的故事。 　　但美国却把面包上的黄油涂在了国民党一边。尽管蒋介石给予我们的回报与我们的投资相比甚微，我们还是和他打交道。到了40年代，我们对蒋和国民党显然已不能抵御共产党的进攻而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延安时期，却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许多中国问题专家把延安看成发展的希望。但不久，当美国人看到中国似乎成了杜勒斯先生所称的由莫斯科一手导演的世界性阴谋中“专制的、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时，他们的幻想破灭了。我们没有农民，因此，我们认为，只有莫斯科这个反基督教大本营，才能发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美国人看来，冷战时期也可说是极权主义阶段。50年代，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折磨、杀死了那么多仇敌感到悲痛，而另一些人则称赞其为社会发展铲除了渣滓，解放了农民，恢复了秩序。 　　70年代，中美开始恢复外交关系，原先中国给外国观察家留下的美好印象，随着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可怕暴行的了解，很快就被坏印象取代了。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进人了新的时期：美国人像以往一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希望，并出现了旅游中国的热潮。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如何对体现我们文化价值观的道德模式产生影响的。从我们对相互移民的条约定而不遵，19 世纪80年代驱赶中国人以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一直波价值观念牢固地束缚着。 　　有一点我们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态度要比我们对他们的更富有正义感。事实不是这样吗？以对人工流产的争议为例：为了避免人日剧增带来的饥荒（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2．4亿），中国试图让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希望以此将出生率降到1．7%，虽然这仍会带来人日增长，因为年轻人太多，但终将会使人口不至于像癌细胞一样繁殖而趋于稳定：除此，中国人还能怎样做呢？作为这种努力的手段之一，便是实行人工流产。 　　但是，中国人发现他们的美国朋友正处于新的宗教崇拜和对新生儿（不考虑母亲）的崇拜之中。这种崇拜同圣灵感孕意义相同。中国人在19世纪听说过这种圣灵感孕，但他们没有接受，中国人能从美国人这种诚挚的正义感中得到什么呢？ 　　我们只能希望，我们两国的极端分子不要强力剥夺妇女所选择的人生权利。中国的极端分子想强迫妇女去流产，而美国的极端分子则想强迫妇女不要这样做。这此极端分子有共同之处，并无疑会为了维护各自虽然对立但义颇为相似的原则而相互争斗、美国人强调婴儿出世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人则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完全服从社会需要。妇女们无所适从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还将提到许多其他的文化冲突。双方都应认真研究对方的历史，找出对方误入歧途的根源。同时，在两国占大多数的温和派还需要和平共处。 　　如何对待两种不同的文化，我想有一项指导原则值得提出来。我们美国人在分析别国革命时，常忽视一个基本因素，即领导人的理想或梦想，领导人常以此来鼓动自己的追随者。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贵贱的社会差别。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梦想相互竞争，以求引起人们的注意。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一种强大的现代国家物质文明的梦想，比第二种社会梦想更易于接受。这无疑是因为我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第一种梦想，而对后者却很少把它视为一个迫切的、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使众多的中国农民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一起，分享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利益呢？中国人比其他民族有更强的文化同一性，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们必须创立新的社会价值观和新的政治体制。像龙一样拚搏过的毛泽东，正是以此为目标。而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家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只是其形式更为实际、灵活。在下面的研究中，这些特色会得到充分的说明。 第一章 新帝国主义观 　　1949年以后的中国革命接受了马列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从1919年开始已酝酿了30年），这反而使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更接近了。例如，我们现在可以就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帝国主义的性质展开讨论。我想，我们至少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一个是推行帝国主义，一个是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相仿，我们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也享有一种特权，而中国的爱国者对此不满。今天，研究者们正在研究分析帝国主义时期的各个细节。我想，我们大体可以断言，由于环境和背景的关系，列宁所称的那种经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弊。从政治和心理上看，外国的侵略使中国蒙受了耻辱，它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酝酿了20 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 　　在美国人看来，“帝国主义”一词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 世纪，是指欧洲列强对别国的人民实行政治统治，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实行殖民主义。19 世纪末，列宁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新经济科学的启发，看出资本家或金融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就是在海外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必使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人意识到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参与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欧洲人把中国某一地区划为他们的特殊领地，而我们只是就贸易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项“利益均沾”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代用词，至少也是一种变相的帝国主义。1900年门户开放政策中提到的“中国的完整”再次表明，我们没有参与帝国主义侵略）列宁主义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美国并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因为同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不同，我们并不完全依靠同中国的贸易、事实上，贸易额非常小。总之，用资本帝国主义形容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进行的1941—1945年的对日作战、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和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可以认为是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些战争从根本上讲并不是出于经济的考虑。 　　这一事实使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更为不幸，因为不管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如何，强权政治和与之相生的军国主义精神似乎总是随着民族主义精神的增长而增长。里根政府的观点是，反共即“白由”，因而必须进行军事防御，这说明在强权政治竟争对抗的形势下，我们是缺乏远见的。我们必须记住，贪婪很少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有力地推动战争。 　　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施加给中国的帝国毛义是－种扩张的表现。我们比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更具有扩张性。然而扩张是个中性词，不褒也不贬，既可以用来描绘我们政府的政策，也可以用来描绘非官力的传教运动。 01 鸦片的动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以为近代历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人为谋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典型的侵略行动。中西交往的大门就是以这种方式打开的，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这以后同帝国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几次战争的性质似乎都一样。虽然美国在一个世纪中同中国保持的友好关系以及在中国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条约随着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但学者们越来越紧密地把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历作为一基本事实来研究。一个世纪前，我们的先人虽然没有今天的强大火力，却充分利用了新式的类似英国“复仇女神”号的明轮炮舰。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他们所需求的贸易利益与当时文明的传播相一致。 　　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是近代持续了很久的有组织的国际犯罪，但由此而造成的罪责却被其经济利益冲淡了，以致鸦片贸易延续了百年之久。鸦片产于印度，然后由英国人统治的印度政府进行定期贩卖。那些把鸦片贩到中国的人只是些私商，他们把鸦片运到海岸，由中国的走私者负责销售。1800年以后，中国人口过剩，时世维艰，贪污腐败严重，中国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中国强大的销售网络——对此我们至今尚未认真研究过——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起初，中国吸毒成瘾者很少，但到19世纪末，吸食鸦片者已逾千万，而且中国的鸦片产量已可以和印度竞争。沉溺于鸦片之中，对中国古老的生活方式而言是一种灾难，因为孔教十分注重自律和对家庭的责任，而吸鸦片者不得不首先满足自己的欲望，继而牺牲家庭和自身。从一开始，买卖双方就认识到由鸦片贸易带来的道德问题，英国议会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曾六度就此问题投票表决，但直到1917年，这种贸易才停止。 　　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动机。尽管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强调贸易自由、外交平等和英国法律对英国人的保护的重要意义，但真正的动机是金钱——先是通过鸦片生意和在印度征税，然后是对英国进口茶叶的税收，这种茶叶贸易主要靠在广东销售鸦片提供资金。 　　其次，看看进行战争的手段。战争起因是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试图在广东禁销鸦片，限制英国人的贸易。主张贸易自由的鸦片商人威廉·查顿博士直接向帕默斯顿递交了发动这场战争的计划并阐述了进行战争的目的。贩运鸦片的船队帮着从印度运送远征军，鸦片商船的船长受雇成了舰队的领航员，鸦片公司的职员成了翻译。远征军军官和外交官从鸦片商的殷切款待和提供的情况中得到不少好处；英国军需官在伦敦银行通过卖证券得到银两，这些银两是从沿海鸦片接收地的中国买主手里换来的。从一开始英国人就想让中国赔偿远征军的全部费用。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索赔战争损失的投机买卖，这样，英国人可以间接赚到许多钱。战争结局，清政府战败，签订了赔偿英国2100 万两白银巨额赔款的《南京条约》。 　　在那个时期，英国报界热衷于报道阿富汗战争和再次征服喀布尔，鸦片战争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前者对印度王朝有更直接的关系。鸦片也流入了英国，不仅像托马斯·德·昆西和吞食过1/4 磅鸦片醉混合剂的萨姆尔·泰勒·柯勒律治这样的名人，甚至改革领导人威廉姆·威尔伯福斯都成了鸦片牺牲品。每年约有500 箱鸦片流人英国，而运到中国的鸦片有两万箱，最后达到八万箱。年轻的格拉德斯就鸦片贸易曾发表过人道主义的言论，但这种言论被后来要求治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不断出现的罪恶的呼声淹没了。由于鸦片市场被中国的生产者占领，英国的鸦片贸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结束了。厌恶鸦片但支持战争的新教传教士们，面临着这段历史中出现的悬而未决的道德问题，天主教传教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国内，他们一边扩张一边进行颠覆活动。天主教的使命成为侵略的一部分。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传教士在秘密基督教团体的庇护下穿行于各省，在日渐衰败的王朝中维持着一种异端的崇拜。在中央王国殉教的法国教士，同在沿海地区活动的鸦片商人查顿及其同僚亚历山大·麦森一样，公开嘲讽中国当局。天主教牧师——更不用说新教徒——旅行时常求助鸦片商人为其提供交通和资金上的便利。西方人的侵略是多方面的，这已成定论。 　　事实上，根据西方人的报道，中国的开放只不过是一种中外联营。拿撒路会和耶稣会的新人教者帮助维持基督教小团体，在中外贸易中，他们成了茶叶买办和中国鸦片贩子的同行。外国人得出一条在中国活动的基本规律：没有中国人的支持，什么事也干不成。从一开始，鸦片贸易就是中外联合的行动，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远胜于兰开夏的纺织品，由此出现了超乎外国人想象的鸦片销售网络。参与西方侵略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无赖、投机者和地痞流氓。香港变成了走私者和被逐出孔教的帮会成员的避难所。虽然基督教会和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在20 世纪终于以新中国最优秀、最爱国阶层之一的面貌出现，但在中国走向革命和再生之路之初它们走的明显是下坡路。 　　19 世纪4O年代，人们经常能看到鸦片商人指导外交官和援助英国军队。中国的政府官员多次从经验和灾难中总结教训，想努力赶上西方的军事技术。1800年，英法侵略军终于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今天的研究报告揭露了鸦片贸易的罪恶、阴谋和政府在这种贸易中充当的不光彩角色，并谴责英国人侵略的不道德，尽管他们打着制裁的招牌。 　　19 世纪衰败、没落的旧中国通商口岸与日渐繁荣的社会景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英国的主要代表查尔斯·艾略特上校一直希望停止战争，恢复贸易，这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和反对鸦片贸易的声誉。英国商人对额尔金勋爵人道主义观点的厌恶当然是人所共知的。额尔金在1858—1860年间完成了1836年开始的“开放”中国的工作。 　　鸦片是一种类似现代海洛因和尼古丁的能使人上瘾的麻醉剂，长期吸食会使人成为这种社会罪恶的牺牲品。人道主义者试图终止英国人在印度的鸦片生产和向中国贩运鸦片，他们遇到的困难同当今美国人的难题差不多，美国人力图使一些大的烟草公司停止香烟生产